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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2-503页。

[7]在该案判决中，如皋市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郭嵘以三联公司的名义购进农药未进行分装直接予以销售的行为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指控，经查，根据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生产农药之前要进行登记，生产要有许可证，国家实行生产农药登记制度，但是国家并没有规定销售农药实行登记许可制度，对个人销售农药也没有禁止性规定，因此虽然认定三联公司已被注销，但被告人郭嵘直接销售农药的行为只属于无证经营，而不是刑法意义上的非法经营，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二、违反行政许可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个案评析 如何认定违反行政许可的行为呢？这看似是一个行政违法的判断问题，但与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的认定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性。

(四)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尽管《农药管理条例》40条规定，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擅自生产、经营农药的，或者生产、经营已撤销登记的农药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危险物品肇事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规定并不能成为未经许可生产农药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法律根据。这里的行政审批是指行政机关(包括有行政审批权的其他组织)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经过依法审查，采取批准同意年检发放证照等方式，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认可其资格资质、确认特定民事关系或者特定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行为。那么，农药生产实行许可制度，能否由此而认为农药属于限制买卖物品呢？笔者认为，实行行政许可制度才能生产、经营的物品，并不能等同于限制买卖物品。[6]因此，被告人郭嵘擅自分装农药的行为违反上述行政规章的规定。

这里的公共资源的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公共卫生资源、公共医疗资源、公共教育资源等。因为民用爆炸物属于危险物品，因此违反规定非法生产、买卖的，并不是按照非法经营罪论处，而是按照有关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定罪处罚。（一）审理中的关注点 首先，增加了当事人滥用回避申请权的果断处理措施（第74条第3款）。

此规定超越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系行政诉讼证据调查所必需，对促进各方当事人重视履行举证和证据保护义务、便利法院今后认定事实和作出裁判影响深远。二是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如在征收拆迁中的方案酝酿，入户调查、征询意见等行为皆具有此特征，属于尚不具有成熟性的行政行为。同时，对一方存在毁灭证据或致使证据不能使用行为，可以推定对方基于该证据主张的事实成立。该条规定对于应对个别征收拆迁当事人在法庭上恣意宣泄不满，不服从审判长指挥，不举证不陈述致使庭审无法进行等情形，具有直接适用意义。

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原告，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原告。同时，如果因强制执行行为违法造成实际居住者的财产乃至人身直接损害，即便是租赁人也应给予其对强制执行行为的原告主体资格。

上述规定较之于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将原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变为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手段获取且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其对于征收拆迁案件的审理更具有积极意义。（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同时还需注意，这里的生效裁判不仅是生效行政裁判，还包括其他裁判，且行政机关针对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胜诉判决以及行政非诉案件中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并非是生效裁判本身，而是经过司法审查的生效行政法律文书，这也是人民法院开展裁执分离的合理性基础。其中，行政诉讼案件中的执行又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行政机关依法直接强制执行。

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18年第13期。四是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职责作出的行为，主要指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机关的一般监督管理职责，属于行政系统内部事务，往往特指法律、法规等规定的上级行政机关一般性、笼统性监督职责，监督程序并未具体化、特定化。2.当事人对村委会或者居委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村委会或者居委会为被告。2018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应运而生，该解释的许多规定，对处理和化解征收拆迁等纠纷提供了针对性、操作性更强的依据，为法官正确适用法律提供了系统化指南。

对此，《行诉解释》有针对性地作出回应，对于指导征收拆迁案件的审理可谓及时雨，增强了法官驾驭庭审、化解诉辩紧张关系、从容作出判决时的底气。该案即体现了上述规定精神。

再者，明确了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要件及判后处理要求。此时，执行依据应当是这些生效行政决定本身，而不是法院裁判。

即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法院起诉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行政非诉案件的执行，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行诉解释》从多个角度对此作出改进和完善，提高了操作性。同时，明确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同时，如何理顺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如何促进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目前在中央层面正作为重大司法改革项目深入论证和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现实中存在的一些执行争议与难题会不断厘清，从理念到制度设计会趋于合理。《行诉解释》在有关执行问题上作出了如下新规定： （一）关于行政诉讼案件的执行 首先，扩大了强制执行依据的范围。

特别是征收拆迁案件中核定损失面临证据僵局时，上述规定无疑能够成为处断和解决纠纷的重要抓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也明确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拓展裁执分离适用范围。

主要围绕立案和受理、审理和判决、证据规则、执行四大问题展开。结合征收拆迁案件的审理，这两项制度对于提高审判效率、实现矛盾实质性化解、促进案结事了人和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行诉解释》将行政机关负责人界定为正职、副职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界定为具有国家行政编制身份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将能够代表政府的工作人员界定为政府所属法制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被诉行政行为具体承办机关工作人员。[4]《行政强制法》第56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申请，应当在5日内受理。

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重复起诉通常是法院裁定不予立案、驳回起诉的程序审查理由，在审理征收拆迁案件时较为常见。此外，对复议审查30日期满后是否可因合理原因延长，虽然法律、司法解释未规定，笔者认为，与行政诉讼法二审期间法院因合理原因可延长审限之原理相类似，行政非诉程序复议审查期限也有设定延长程序之必要性，可比照诉讼期限实际做法执行。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

笔者认为，在有关违建小额处罚、征拆信息公开等案件中，应当加大简易程序的适用力度，以缓解法官沉重的审判负担。《行诉解释》专章对此作出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何种情形属于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第148条），明确了制定机关的相关权利（第147条）以及法院认为不合法的处理方式。

即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行政机关对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有异议的，可以在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

实践中，要注意区分此种监督与行政复议监督以及内部行政行为等概念的差别。上述规定带有明显的司法裁量特点，为法官有效应对各方举证不能的复杂局面提供了有力依据和条文支撑。

能否处理好此类案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考验人民法院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功能作用的发挥效果，考验行政法官审判业务能力的试金石。上述规定对于现实中在征收拆迁案件特别是违法建设拆除类案件中，如何确定原告主体资格提供了明确依据。该规定对于审理征收拆迁的直接意义，在于法官可以依职权和案件调查的需要，要求各方当事人接受询问并可签署保证书，对拒绝情形规定了反制方式，即对其主张事实不予认定。该规定在一般性权利声索外，单列出判决行政赔偿、行政补偿或者其他行政给付义务的情形，针对征收拆迁案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行政机关提交，因提交证据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预付。当事人或者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

（二）关于行政非诉案件的执行 首先，丰富了非诉案件的复议程序规定。该规定对于规范征收拆迁审判秩序，防止少数人过度缠诉无疑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此外，《行诉解释》还赋予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法人的出资人、设立人对损害法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的原告主体资格（第17条）。行政审判 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因征收拆迁（泛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和违法建设拆除）引发的官民纠纷，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相对最集中的领域。